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你们不回答,我会很受伤


2020-06-18


你们不回答,我会很受伤

1986年生于打狗盐埕,胸无大痣。一不小心这世人就太浸淫读书,跟诸事诸物不免隔阂了些,离人群稍远,偶尔也会后悔。与朋友合着《击落导弹的方法》。

博客来发布年度报告,比较有趣的资讯是料理书上扬三成多,其余只想翻个白眼。还记得 2012 年的金石堂书店图书报告吗?那大概是近年分析得相对有趣的一份出版报告,除提出「动荡,需以故事栖身安顿」的摘要句外,也举出诸多单书细讲[1]。反观今年着色本与 Peter Su 何以卖翻,实在需要更详尽的分析,出版通路如果连这都讲不出个所以然,只是坐实「噢反正我是第一大通路,看排行榜自己动再说故事(!)就好」的印象。探索新类型的风险由出版社承担,对全社会的声量却不知道在大声什幺的,此之谓通路为王。

着色本热销倒是再次凸显把这些「图书」统统放在一个销售榜上的荒谬。着色跟阅读全然不是同一件事,就读取顺序这样基本的事情来看,后者的读取顺序是线性,前者是块状的範围[2],遑论着色本给出的意义与「疗效」是在着色过程中产生,我拿 4B 铅笔反覆划重点却多半无助理解[3]。反之,阅读 Peter Su 跟 Paris Shih 恐怕很有亲近性,他们都是阶级偶像,至于有人用什幺「格言式写作」概括前者,未免太低估其颜值,还同时辱及释证严和尼采。格言通常要能测度某种实在,不论是伦理或知识的实在,反之读者从 Peter Su 那里得着的是无条件的宽谅,这在(日文汉字的)「人间」是稀罕的,至少 300 元买不到。

着色与阅读竟能共列一榜,纷繁的阅读实作同一炉冶,然后哭枵(khàu-iau)谁不读书了,亦是奇观。就此现形还原之功,不得不感谢着色本与 Peter Su。这种纡尊降贵、实强示弱的姿态,跟龙应台式「你们不回答,我会很受伤」教学法如出一辙,都把责任推诿给相对不具备象徵资本的人群,搪塞本地社会认识自己的要求。台湾媒体上的文化菁英很好当,不是吗?

千禧年时(15 年前)有人请托多罗夫选出过去千年的好书,他说「一千年这样的时段漫长得没意义」[4]。的确,就像面对不同球场与洞次选择适当的高尔夫球桿,观察时段剪裁得太长或太短都会不着头绪。地方的出版需要不同时间尺度的报告。许多文化现象以年为单位并不妥当,譬如,怎幺可能独 2012 年「需以故事栖身安顿」,又如 2014 年所谓 318 佔领运动带动社科书籍,如今看来,对出版业本身的激励可能大于对消费者──当时销量猛进让出版社愿意多冒风险,但这块阅读人口并未壮实太肥。

今年读的书,童伟格的《童话故事》和张亦绚的《永别书》给我最深刻的印象。《永别书》的叙事我一读就上钩,总期待下句话又要从情感纠结缠错处缫出差异,分辨的眼力锐利得吓人。书里一段话,几位脸友传抄,大意是人生诸般努力,用文字、金钱、名望、修行等试图改写自我的历史,成果即便浑然天成到,像面具的一张脸,比起面具还是很难得知那张脸的真相。那是因为面具代表某个类型,但脸即便相似如家族或暧昧如兔鸭,却总是一种个体性质。在这个主题上,或许可以说《童话故事》尝试从言说的方式(discursive)炼成理解他人生活的探针,所以书名「童话」(「童伟格说」)在前而「故事」其次[5]。童伟格在第一篇〈序篇:失蹤的港〉就讨论了背后的理路。

〈序〉文的主导概念是「在场」,所谓「承袭一种世间之途以自然终老」,由此开展两个对比的主题,即童年(混淆)与死亡(道别与哀悼),作者安排的导游是北印地安奥格拉拉苏族人黑糜鹿(Heȟáka Sápa)。童伟格将多组对比概念编入叙事,其中最重要的是独特性/代表性。有乡土之人自可在各种引用与演作里全面展露自己的特点,无需忧心别人误认其表演为「某个群体的代表」,譬如 1886 年参加表演团巡迴演出祭仪的黑糜鹿,即便 4 年前降临他身上的灵视在族人间何等殊异,观众只会当他是「印第安巫士」。

童伟格安排叙事中的「他」引用黑糜鹿的故事自伤技艺。读者已能辨识「他」讲故事那一句里两、三个微微的颔首与欠身,「他」却不能不担心自己被当成某种类型作者,每每「招唤了属于他的独门幻术」[6]代表「生命的巨大苦难与夭折」,不论那苦难与夭折属于北台湾矿业镇落居民,还是城市里生活如壁癌的年轻人──论者懒得指明时暱称为「童伟格世界」也挺体面。有乡土之人每说一事益发完整,自知乡土消逝太快的「他」打从18岁初写作起就不得不察觉,自己是在营造「在场」,伸缩想像,琢磨技艺,写作同时遮掩营造工事,是对「虚构」失去信心的开端。

注释

  1. 当然这摘要句本身也迹近废话,只是在当年文学跟轻小说成长的脉络下有些谈资。↩
  2. 速读训练一次看一块,不过意义仍然是线性地组织起来。↩
  3. 呃,或许有助于催眠自己「我找到重点了」,当然更频繁的状况是「快划!不然别人以为我们没看到重点!」。↩
  4. Todorov, Tzvetan. 2003[2000]. Hope and Memory: Reflections on the Twentieth Century, p.1. London: Atlantic Books.↩
  5. 2015 年夏季号的《桥》所收两篇评论都没有提到类似观点。张耀仁的短评不得其法。这篇据说刊载于 2014 年 2 月《印刻文学生活誌》的文章,谈友谊的最后几段还行,前面「因为永恆回归,所以一切伤害,即将降临的与已经降临的,皆疗癒」之类的「宣称」,恐怕只能当成「咏叹调」,披着尼采、德勒兹等作者的术语,呼唤文青埋单。↩
  6. 而许多人也用类似的词彙和意象谈论骆以军、董启章、伊格言等,彷彿对现代小说的反思若有交集处,反而变成稀释各自特色的书腰文案。倘若只写在书腰上就罢了,有时你也能在论文或学院人写的非学术论文中读到类似的字句。↩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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